新音樂的哲學

　　20世紀初，西方音樂中調(diào)性體系解體，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成了歷史的回響，在這之后，音樂前進的方向究竟在哪里？勛伯格與斯特拉文斯基等作曲家各自給出自己的解答。對此，在《新音樂的哲學》一書中，阿多諾認為，調(diào)性體系的解體是音樂、思想、歷史與文化等發(fā)展的必然結果，是精神在工業(yè)文化的壓榨下發(fā)出的痛苦但卻真實的聲音。在此基礎上，阿多諾認為勛伯格堅持遵循這個必然的趨勢，處在“進步”一極；而斯特拉文斯基和后來的新古典主義作品，都以各自的方式力圖倒退回精神在現(xiàn)代性出現(xiàn)之前的狀態(tài)，這讓主體在這些作品中遭到消解，因為復古意味著忽視歷史為主體所帶來的苦痛，忽視主體在此時此刻的感受，處在“倒退”的一極。在阿多諾看來，進步和倒退并不必然等同好與壞，應辯證地看待。具體說來，勛伯格的毫不妥協(xié)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對商業(yè)化社會所做出的防御性反應，所以有著消極的成分，而斯特拉文斯基的復古主義與原始主義卻又在客觀上體現(xiàn)出現(xiàn)代生活中的精神病特征，因此具有很強的現(xiàn)代性。

　　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1903-1969），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音樂家以及作曲家。1921年入法蘭克福大學攻讀哲學、心理學和音樂，1924年以論文《胡塞爾現(xiàn)象學對物體與意識的超越》獲博士學位。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會批判理論的理論奠基者。阿多諾的哲學思想著重于社會批判的面向，其社會批判思想也讓他自1945年起在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中取得顯赫的學術地位，因此被外界稱為“社會哲學家”。此外，阿多諾深諳古典音樂和現(xiàn)代音樂，博士畢業(yè)后曾赴維也納跟隨勛伯格小組學習作曲。他的音樂批判理論是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中最具特色的。作為二戰(zhàn)后德國最重要的哲學家、文化和音樂評論家之一，雖然阿多諾在非德語圈的知名度不如他同時代的許多哲學家（比如伽達默爾），但他對戰(zhàn)后德國的學者和知識分子的影響實則更大。20 世紀 60 年代，他是波普爾的科學哲學和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的最主要挑戰(zhàn)者。1970 年后德國最重要的社會哲學家哈貝馬斯曾是阿多諾的學生和助手。當前民族民粹主義和獨裁政治的興起，使人們對他關于大眾主體的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重新產(chǎn)生了興趣。阿多諾的影響范圍源于他的研究和他工作過的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的跨學科性質(zhì)。此外，阿多諾作為哲學家和批判理論家所做的工作，他的大量音樂評論，以及他作為戰(zhàn)后德國杰出的文化和社會評論家以及公共知識分子所發(fā)揮的作用，也對當代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羅逍然，華盛頓大學古典學博士，現(xiàn)為中國美術學院教師。主要研究方為古希臘羅馬的敘事詩與敘事詩傳統(tǒng)、古希臘瓶繪與音樂學，精通古希臘文、拉丁文、英文，并掌握德、法、意文。主要譯作有譯自古希臘文的《〈赫拉克勒斯之盾〉箋釋》和《正文和箋注》，譯自英文的《柏拉圖與赫西俄德》，以及查爾斯·羅森《音樂與情感》《意義的邊界》和《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