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篷舟先生等人編寫《中曰關系五十年大事記1932—1982》開始于20世紀的80年代之后。作為王蕓生先生的同事和助手,這一工作無疑是對王蕓生先生的事業(yè)的繼承。編者依然以史家的視角,從塵封的史料中悉心爬梳,進一步將抗曰戰(zhàn)爭開始后的兩國關系與戰(zhàn)后的兩國關系聯(lián)結起來,尋找從中日兩國交惡到結束戰(zhàn)爭局面走向和平與發(fā)展的必由之路的因素。不過,由于時代的變遷,與王蕓生先生編著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相比,《中日關系五十年大事記1932—1982》還有不同的性質。如果說《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主要目的是披露重大事件的真相,激發(fā)讀者的愛國思想、民族感情的話,那么,《中日關系五十年大事記1932—1982》·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向人們提供更廣闊的思維空間,引起人們對中日關系乃至國際關系的更深入的思考。之所以這樣說,是與戰(zhàn)后,特別是當代國際社會的特點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