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文化的傳承（插圖本）

　　四、手抄本的重要意義在雕版印刷術(shù)發(fā)明以前，中國文化的傳遞走著一條艱辛的道路，人們開始在簡牘和縑帛上寫和抄，繼而在紙上抄和寫。從文獻記載分析，西漢初年就有抄書活動。漢景帝時，景帝子河問獻王劉德從民間搜尋到好書時，請人好好地抄一本給藏者，留下藏者的原本，另外送金帛給藏者作補償，因而搜集到許多書。這時無疑是一種簡書。漢成帝時，在著名學者劉向主持下，中國進行了世界文化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地整理圖書工作。劉向等學者為每個整理本寫一篇提要作為正錄，送呈皇帝批閱，劉向自抄一份留底，社會上也輾轉(zhuǎn)傳抄，后來，劉向的兒子劉歆集中整理編成中國第一部綜合目錄——《別錄》，這也是抄寫的簡書。當時，社會上也出現(xiàn)了一種專門以抄書為業(yè)的傭書行業(yè)。在古小說《拾遺記》中曾寫漢安帝時人王薄，因家貧帶著筆和簡在洛陽街上擺攤賣字，王薄貌美吸引了許多求書的人，男人送他衣物，女人送他珠玉，一天之內(nèi)，收人滿車衣物珠玉。這就是當時一種“傭書”行業(yè)了。雖然是小說，但也是實際生活的反映。東漢時，班超因為家貧，曾為官傭書以供養(yǎng)。三國時，吳魏在外交活動中，為加強雙方友好關(guān)系，魏國曾組織人用紙和帛分別抄寫了兩套《典論》送給吳國的孫權(quán)和張昭，這是一次規(guī)模較大的抄寫活動。東晉釋僧肇，早年以傭書為業(yè)，借著抄書的機會，“歷觀經(jīng)史，備盡文籍”，后參與名僧鳩摩羅什翻譯佛經(jīng)，受到后秦統(tǒng)治者的賞識。南北朝南齊人庾震因父母雙亡，無力營葬，盡力去為人抄寫，以致使手殘廢，可見抄寫的繁重。南梁的沈崇素六歲喪父，成人后就為人抄書，以取得報酬養(yǎng)母。有不少抄書人在抄書過程中，因有機會讀到很多書而最終成為學者。南梁的王僧孺和朱異都是當時著名學者，他們的成就途徑便是“既筆耕為養(yǎng)，亦傭書成學”，靠著為人抄書而遍覽經(jīng)史的。北朝亦有傭書的人，如北魏崔亮家貧，即以傭書為業(yè)。隨著紙的普遍使用，人們對知識的渴求，除了受人雇傭抄書得酬外，也出現(xiàn)了一些以抄書，甚至抄大部頭書求售的書販。南北朝時揚州有一書販，雇了一批人抄了一部700多卷的大類書《華林遍略》，向北朝的東魏大將軍高澄出售。高澄很喜歡此書，但又不愿出錢收購，于是召集一批書手用一日一夜的時間偷抄了一部，將書退還書販，這件事固然可見高澄的狡詐，但用一日一夜抄畢700卷書，用人當然不少，由此又可見從事抄書行業(yè)的人有相當?shù)臄?shù)量。《文心雕龍》是中國著名的文學理論著作，但成書后未能得到社會承認，它的作者南朝的劉勰希望當時有聲望的學者沈約能給以評定。但沈約地位很高，無法求見，于是抄了一部《文心雕龍》，裝作書販，背著自己的著作在路上等沈約的車子過來時求售，果然引起沈約注意，取來讀后，十分推重此書的價值。這是為自己的著作求得知音而采取值得同情的行動，但也反映出社會上抄書賣書已是常見的活動。P26-27

　　來新夏，浙江蕭山人，1923年生于杭州。1946年畢業(yè)于北平輔仁大學歷史學系。1950年至今，歷任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校務委員、圖書館館長、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圖書館學情報學系主任等職。現(xiàn)任教育部古委會所屬地方文獻研究室主任，《博覽群書》、《社會科學論壇》及《尋根》雜志編委，以及中國近現(xiàn)代史史料學會名譽會長、中國地方志協(xié)會學術(shù)委員、《天津通志》編委會碩問等。所著學術(shù)著作有《清人筆記敘錄》、《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古典目錄學》、《林則徐年譜新編》、《北洋軍閥史》、《結(jié)網(wǎng)錄》、《中國近代史述叢》、《中國古代圖書事業(yè)史》、《中國近代圖書事業(yè)史》及《中國地方志》等三十余種。整理古籍有《史記選注》、《閱世編》、《清嘉錄》等。隨筆集有《冷眼熱心》、《路與書》、《依然集》、《楓林唱晚》、《邃谷談往》、《一葦爭流》、《出櫪集》、《學不厭集》、《且去填詞》及《來新夏書話》等十余種。現(xiàn)從事《書目答問匯補》的研究撰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