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思想通史（近代前卷 1840-1919）

　　本書對中國近代前期（即晚清）的史學思想作了系統(tǒng)、深入和詳盡的研究，是我國新時期以來研究近代前期史學思想的又一部新作和力作?！≡趯χ袊捌谑穼W思想發(fā)展的宏觀考察上，陳著對該時期史學思想的發(fā)展階段作了獨到的劃分。　首先，在對中國近代前期史學起始的劃定上，作者考慮到傳統(tǒng)史學思想在近代前期的內在嬗變，將近代史學的“所涉時間范圍有所擴大”，提出近代史學思想的源頭是常州學派的今文經(jīng)學所包含的史學思想，自成一說，使人們能從史學思想內部的演變對清代史學發(fā)展到晚清時期，為什么會有如此變化？有了更具體準確的把握?！∑浯?，作者將中國近代前期史學思想，以１９世紀９０年代為界線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這不僅顯示了作者對近代史學思想發(fā)展階段劃分的一種新觀點，亦顯示了作者重視發(fā)掘和梳理中國近代史學思想自身發(fā)展脈絡的思維方法?！≡谘芯矿w例和方法上，陳著的一個鮮明特點是以近代重要史學人物的思想研究為主線，輔以史學思潮和流派等方面的研究。　以人物思想為主線來研究思想史，關鍵在于確立一種擇取思想人物的科學標準，即，這一標準必須能夠真實、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和反映思想史的發(fā)展進程和發(fā)展主線。質言之，必須要對所擇取人物的思想有“一以貫之”的正確理解和闡釋，并以之為主線貫穿于全書的分析敘述之中，從而使人物思想呈現(xiàn)有序的、符合思想史客觀發(fā)展進程的排列。這實為“歷史與邏輯的統(tǒng)一”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作者的研究較好地體現(xiàn)了這點。本書所擇取的中國近代前期的１３位史學思想人物有“一以貫之”的標準。此“一以貫之”的“一”，便是作者通過考察近代前期史學思想所發(fā)掘和歸納出來的史學思想發(fā)展的“邏輯線索”，即：歷史變易（進化）論、史學經(jīng)世思想、愛國主義史學思想等以及與此緊密相關的經(jīng)史同一論、夷夏（中西）之辯論、疑古思想、大同思想、歷史動力論和民史思想等。而在具體分析這些人物的史學思想時，作者則將其放到中國近代社會發(fā)展和文化學術思想演化的大背景下，指陳出不同史家的歷史變易（進化）論、史學經(jīng)世論和愛國主義史學思想等在內涵和外延方面的遞變，刪繁就簡、卻又生動清晰地展示了中國近代史學思想的發(fā)展進程。不過，在史學人物的選取上，如果將章太炎和孫中山列入其中可能會更全面些。因為，他們的史學思想在近代歷史上既具有其典型性，也符合作者所確立的擇取標準。　另一方面，為彌補以人物思想為主線和構架的研究所造成的涵蓋面不夠的局限，作者還對當時一些重要史學思潮和流派的思想及其特點作了概括。如，作者專設第五章《晚清當代史研究與史學思想》，對近代前期第一階段史學的重要流派和思潮，如邊疆史地研究、世界史地研究和鴉片戰(zhàn)爭史（即晚清的當代史）研究的史學思想及其特征作了分析。不過，我認為作者在這方面還可以做得更多些，如，對近代前期第二階段的重要史學思潮和流派的思想，如辛亥革命時期國粹派的史學思想和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的史學思想等也可作一總結和概括，可能會更好一些?！‘斎?，本書的內容在某些方面顯得比較薄弱，似當充實和加強。如對近代史學方法求新與多樣性的變化發(fā)展闡述不夠，除了系統(tǒng)論述嚴復的“學于自然的治學方法”外，對其他人物在史學方法上的貢獻較少發(fā)掘，而對王國維的史學方法論卻沒有論及。

　　牛潤珍，1954年生。歷史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地方志協(xié)會學術委員。研究領域為史學理論與史學史、魏晉南北朝史、方志學和民國學術史。撰寫并出版《漢至唐的史官制度的演變》等3部個人專著，主編《河北省志？著述志》，與人合著《中國史學思想通史》等專著23部。在國內外發(fā)表學術論文70余篇。主持或參加國家和省級重點、一般和青年項目11項。吳海蘭，女，1976年生，湖北麻城人，1998年畢業(yè)于淮北煤炭師范學院歷史系，獲學士學位，2001年在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獲碩士學位，現(xiàn)為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在讀博士生。在《古籍整理研究學刊》、《浙江學刊》、《云南民族學院學報》、《人文雜志》等刊物上發(fā)表多篇學術論文。何曉濤，男，1977年生，浙江新昌人。1998年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獲學士學位，2001年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獲碩士學位，現(xiàn)為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在讀博士生。主要從事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在《北京社會科學》、《四川大學學報》、《中州學刊》等刊物上發(fā)表多篇學術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