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姨

　　貝姨是巴爾扎克筆下相當特殊的一個形象。小說以其命名，可見作家對她的重視。她為某種情欲所左右，但色調(diào)構(gòu)成卻十分復雜。集“丑”與“惡”于一身，是這個人物給讀者的第一印象。作家為她勾畫了一幅令人生厭、令人生畏的漫畫像，又賦予她同樣令人生厭、令人生畏的嫉妒心。這種仿佛與生俱來的怪癖心理，侵擾著她自己的靈魂，也破壞著別人的幸福；在與瓦萊麗的淫蕩結(jié)合后，更形成為一種巨大的，甚至能“毀滅整個城市”的邪惡力量。 但是，貝姨的形象又遠非“惡”的化身。作家把《貝姨》和《邦斯舅舅》同列于《窮親戚》的總題之下，而“窮親戚”卻是貧富分化的社會中的受害者，巴爾扎克對之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袄弦魳芳遥ㄖ赴钏咕司艘灰还P者注）是窮親戚，心地善良，受到不公正的重壓；貝姨是窮親戚，生活在三四個家庭之間，受到不公正的重壓；一心要為她的痛苦復仇。”①由遭受“不公的重壓”而生嫉妒之心，由嫉妒而不擇手段地報復，這就是貫穿貝姨這一形象的線索。人們難以用行為的卑劣可鄙去否定其動機的合情合理，也難以用動機的情有可原來肯定其行為的刁鉆狠毒。形象的底色就是駁雜微妙的。 不僅如此。在作家筆下，貝姨還是一個處于“野蠻人”和“文明人”，或者說是“鄉(xiāng)下人”和“巴黎人”交叉點上的人物。作為“野蠻人”或“鄉(xiāng)下人”，她貧困、勤勞、憎恨人間的不平等，具有充沛的精力和頑強的意志，同時，她又丑陋、自私、隘、愚鈍、兇狠、殘忍。來到巴黎，在受到“京城的影響”，“知道了法律、認識了社會”之后，她開始用理智抑制情欲，以“文明”駕馭“愚昧”，形成了更為繁復的色彩。一方面，貝姨對不平等的感受更加強烈了，因而復仇意識也更加強化，嫉妒激憤之中，似乎已包含著某種反叛的因素。另一方面，巴黎又以它的“文明”腐蝕著“這個鄉(xiāng)下人的本性”，使她變得工于心計，藏巧于拙，于不動聲色中把阿黛莉娜一家攪得雞犬不寧，分崩離析。經(jīng)過“文明”修飾的“野蠻”，顯示了更加恐怖的力量。 如果我們不執(zhí)拗于簡單化地界定人物的正反面或規(guī)范其階級屬性的話，那么，我們就不難通過貝姨的形象看到作家對社會墮落的深刻揭露。社會的不公正在制造著憤懣、叛逆，也在制造著畸形、變態(tài)；社會的腐敗既侵蝕著于洛式的貴族，也侵蝕著貝姨一類的窮人。在對立的兩極背后，同樣可以透視到社會的深重罪惡。貝姨在千方百計戕害對手的同時，也使自己陷進了骯臟的泥潭，毒化了自我的靈魂，直至毀滅了自己的生命。巴黎時期的貝姨，嫉妒之火中已包含著對金錢、權(quán)勢、虛榮的渴望。她是社會不公正的受害者，又以并不公正的手段來對付社會。貝姨這一典型，屬于巴爾扎克風格，也顯示著巴爾扎克創(chuàng)作的深化。這是一個“偏執(zhí)狂”式的人物，又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復合體：城市與鄉(xiāng)村、文明與野蠻、反叛與沉淪，巧妙地交織于一體，融進了豐富的生活內(nèi)涵和社會意識。 象巴爾扎克的許多創(chuàng)作一樣，這也是一部近距離反映現(xiàn)實的作品。作家動筆于一八四六年八月，一八四六年十月八日至十二月三日在《憲政報》上連載，一八四六與一八四七年之交修訂編輯成書。一八四八年收入《人間喜劇》初版第十七卷。而作品主要情節(jié)的起止年代是一八三八年七月至一八四六年二月。因此，可以說作家新寫的是剛剛過去的，甚至是尚未完全過去的生活。這段時期，屬七月王朝后半期，是社會弊端日益顯露的時期。馬克思曾作過這樣的概括：“在一切地方，上至宮廷，下至低級的咖啡館，到處都是一樣賣淫，一樣無恥欺詐，一樣貪圖不靠生產(chǎn)而靠巧騙他人財產(chǎn)來發(fā)財致富。正是在資產(chǎn)階級社會的上層，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無節(jié)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資產(chǎn)階級法律相抵觸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在這種形式下，投機得來的財富自然要尋求滿足，于是享樂變成淫蕩，金錢、污穢和鮮血就匯為一流了?！雹?馬克思從腐敗的現(xiàn)實中探尋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的根由。巴爾扎克對革命不感興趣，甚至頗有抵觸，但他卻以史家的真誠和藝術(shù)家的敏感，勾勒出這幅荒唐絕倫的圖畫，仿佛也預示了現(xiàn)存秩序的難以為繼。

　　奧諾雷·德·巴爾扎克（HonoredeBalzac。1799～1850），是19世紀法國偉大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歐洲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對他有小說界的拿破侖之美稱，這不僅因為他常用軍事術(shù)語描寫自己創(chuàng)作想象力的奔突馳騁，大約也有他以宏大的小說陣容征服世界的原因。100多年來，他的作品傳遍了全世界，對世界文學的發(fā)展和人類進步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稱贊他“是超群的小說家”、“現(xiàn)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出生于一個法國大革命后致富的資產(chǎn)階級家庭，法科學校畢業(yè)后，拒絕家庭為他選擇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職業(yè)，而立志當文學家。為了獲得獨立生活和從事創(chuàng)作的物質(zhì)保障，他曾試筆并插足商業(yè)，從事出版印刷業(yè)，但都以破產(chǎn)告終。這一切都為他認識社會、描寫社會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斷追求和探索，對哲學、經(jīng)濟學、歷史、自然科學、神學等領(lǐng)域進行了深入研究，積累了極為廣博的知識。巴爾扎克一生中寫作了96部長篇、中篇和短篇小說。1829年，巴爾扎克完成長篇小說《朱安黨人》，這部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的作品為他帶來巨大聲譽，也為法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放下第一塊基石，巴爾扎克將《朱安黨人》和計劃要寫的一百四五十部小說總命名為《人間喜劇》，并為之寫了《前言》，闡述了他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和基本原則，從理論上為法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奠定了基礎(chǔ)。其中代表作為《歐也妮·葛朗臺》、《高老頭》。他自稱為“法國歷史的書記員”，把當時的事件事無巨細記錄下來，《人間喜劇》正好體現(xiàn)了這一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