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禮藏·禮經(jīng)卷：儀禮之屬·第二冊

　　著名學者錢穆先生指出，“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中華禮學是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然而由于去古日遠，且禮經(jīng)特別是儀禮部分“文古義奧，傳習者少，注釋者亦代不數(shù)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致三禮之學日漸式微，一度被學界稱為“絕學”。禮學各種典籍逐漸散亂，且禮學文獻由于散見于各種不同古籍，一直沒有作過全面的輯錄匯編，許多古籍處于瀕危狀態(tài)。正是有見于此，我國著名禮學專家沈文倬先生于2000年前后即提出“編纂整理禮學典籍，為中華禮樂傳薪火，為中華后人留記憶”的禮學文獻編纂倡議。沈先生的倡議得到了國內(nèi)學界的廣泛響應(yīng)，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將其提為重點研究方向，先后歷經(jīng)近十年論證研究，于2010年底，浙江大學古籍所集全所之力完成了基礎(chǔ)性的調(diào)研工作，編纂完成《中華禮書總目》，完成了對我國現(xiàn)存禮學文獻的摸底調(diào)查，正式命名禮學文獻整理項目名稱為《中華禮藏》，并組建成立項目編纂委員會和專家顧問組等相關(guān)編纂機構(gòu)。本叢書學術(shù)價值如下：（1）《中華禮藏》是繼《中華大藏經(jīng)》、《中華道藏》、《儒藏》、《子藏》等大型叢書之后，又一次對中華文化典籍的大規(guī)模、高起點的整理出版，填補了我國傳統(tǒng)文化學術(shù)研究的歷史空白。全球有數(shù)以千計的“禮”類的典籍，是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chǎn)，但至今并沒有作全面調(diào)查、總結(jié)和分類整理，同時隨著時間流逝，有些典籍散見于各種叢書和收藏之地，面臨散佚甚至瀕危，從保持古籍的角度考慮亦需要整理出版。（2）《中華禮藏》項目我國迄今為止一次對中華古代傳統(tǒng)禮學文獻進行的全面整理出版大型工程，開拓了傳統(tǒng)禮學研究的新局面。《中華禮藏》的編撰出版，繼承并發(fā)展了傳統(tǒng)禮學研究，是傳統(tǒng)禮學研究的當代延續(xù)，某種程度上提出了“新禮學”的概念，在數(shù)量上大大超過了以往的整理，且突破了將“禮”局限于“三禮”之學的認識，“新禮學觀”以禮樂核心價值為標準，包含了“尊重人”、“以人為本”、“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等理念，涵括了中國古代一切制度、秩序、觀念，在文獻的分類、學科體系等方面也都有所突破。（3）《中華禮藏》的編撰出版，在為傳承、研究中華古典禮學提供了完備的、科學的、規(guī)范的基礎(chǔ)文獻的同時，也為當代及后世保存了豐富的傳統(tǒng)文化遺產(chǎn)。項目包含近2萬張的各類“禮”類圖片，充分展示了中國傳統(tǒng)禮學文化的博大精深。本叢書出版后將殘生積極的社會效益，略陳如下：（1）為文化重建提供文獻依據(jù)?！吨腥A禮藏》整理出版，隱合對中國當代對“禮”文化在民間及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與需求；當今社會的人文與道德重建需要古典智慧并與傳統(tǒng)對接，從建設(shè)和諧社會、文化大國根本目的角度，也需要禮、樂文明的支撐并對其進行宣傳和推廣。（2）為民族國家認同提供思想資源。傳統(tǒng)中國通過修撰禮典，使儀式標準化，將標準化的儀式推廣至各個地方，而地方在重演國家禮典儀式的同時，也會形塑自身的標準化與認同感，從而融入整個國家中，增強國家的凝聚力。《中華禮藏》的出版可以凝煉民族精神，加強民族團結(jié)，促進民族交流。（3）為中國政治體制建設(shè)和改革提供傳統(tǒng)智慧。從根本上說，禮樂文明是一種制度文明，即便如《周禮》，“并非要實錄某朝某代的典制，而要為千秋萬代立法則”（彭林《中國古代禮儀文明》），而歷代對制度文明的踐行與探索，保留在各類文獻之中，“國的治亂有無‘和’與‘序’，禮樂是治國的好工具”（朱光潛語），編纂出版《中華禮藏》，可為當代制度文明建設(shè)提供可資借鑒的資糧。（4）為構(gòu)建和諧社會提供禮儀典范。本書的出版是國家文化建設(shè)的重要標志性成果，它的出版不單是禮文獻的整理，更是中國禮樂精神的重振，是禮儀之邦的文化名片，是國家對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賈海生，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副所長、教授。主要從事先秦兩漢經(jīng)學、文學，古典文獻學等方面的研究。出版的著作有《周代禮樂文明實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