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新出墓志

　　碑刻貯藏著一個地區(qū)、一座城市珍貴的歷史記憶，如果說碑刻猶如刻在石頭上的史書，那么墓志碑刻的紀念性則如凝固在巖石上的精魂。碑志還標識著一個區(qū)域的文化高度，有著地緣的因素，似乎是一部地方史的文字備忘錄，它是用生命書寫的史章，鐫刻在冰冷堅硬的石頭上。在長安這塊中國古代隋唐文明養(yǎng)分浸染最深的土地上，出土了眾多的石刻史料，當人們沉思凝視著一塊塊墓志碑刻，仿佛回望著古人的精神家園，重溫起那些風云起伏的歷史歲月。古代京畿內(nèi)的長安縣“地沃物豐”，為“京師衣食之地”，物質基礎和地理形勢決定了這里是“膏腴之地”、“上富雄地”，從皇家貴族到達官貴人、從士子胥吏到禁軍武士，從高僧大德到女尼道冠，都在這里生活過、游覽過，數(shù)千年的滄桑經(jīng)歷見證了多少王朝的人文變遷。面對終南山麓，眼底翠綠遍地，尤其是佛寺道觀眾多，被譽為風水寶地，他們把長安作為自己最終歸宿處，紛紛買地造塋，立碑豎碣，不僅留下了眾多的碑刻碣石，而且歷史研究價值極高，遺存集藏非常豐富。整理公布出土墓志材料目前在我國已經(jīng)進入一個成熟階段，特別是數(shù)以萬計的唐墓墓志陸續(xù)出版，更是由“冷”轉“熱”的最佳時機。文物出版社幾十年來已經(jīng)出版了不少出土的碑刻史料，主持承擔長安的墓志石刻整理項目也是責無旁貸的任務，特別是要把近年來出土的新資料公布與世，更是迫在眉睫的事。在長安博物館諸位同仁日爬夜梳的辛勤勞動下，一塊塊墓志拓片被錘打出來，一篇篇文字被初步整理出來，其間的努力與辛苦只有我們通過不斷溝通知道。墓志石刻它不單是我們研究歷史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還可以為研究過去提供一個不同尋常的視角，即它可以從本家人、本家族、本民族的內(nèi)心深處審視過去的歷史。如果說史書要以紀事為主，那么墓志更關注的人，是人的品格、德行和命運，以及人的播遷。而有什么能比人本身更使后世人感興趣呢？石刻墓志正是起了彌補史書不足的遺憾。隨著長安的墓志碑刻不斷出土，還將會繼續(xù)編錄下去，僅本卷縱觀之后就有幾個特點：一是輯軼補遺，搜輯齊全；從北朝隋唐到宋元明皆有，只要是在長安土地新出的墓志幾乎搜羅齊全，有一半之上為首次披露者。二是圖片清晰，校點精善；對石刻墓志采用拓片原樣影印的方式，保留原來的風貌，使拓片圖像與文字校點互參為比，既示人全貌又經(jīng)過文字勘校。三是資料珍稀，線索寶貴；由于這些墓志石刻均是本地出土的，最可靠還是以原物為準，所以不僅史料珍稀，而且為歷史研究提供的信息非常寶貴。正如整理者所說的有利于學術界從第一手史料角度進行觀照，目的是便于匡補史實，有著文化傳承的價值。要達到古籍整理優(yōu)秀成果的標準水平，還有一個價值就是整理者對古代文體意識和語言修辭運用要給予注意，例如唐代著名文士李峴、崔博言、鄭虔、李嶠、張讀、張籍等人當時撰寫的碑志內(nèi)文，有效的增補了一些史書上沒有語言，有著文化審美和歷史記憶的功能，即使不是“官方語言”而是“社會話語”，但拾遺補缺難能可貴，這方面知識以前比較缺憾，值得今后進一步深入研究。墓志碑刻除了作為石刻文獻的史料價值外，在書法發(fā)展流變上更有著獨特的藝術價值，在長安出土墓志中有許多唐代名家筆跡，像徐浩的書法就不多見。墓志刻石包括了篆、隸、楷、行四種書體，漢隸、魏碑、唐楷各占時代主流，其中夾雜著許多令人難認的碑別字，需要長時間的揣摩考釋，但破譯的樂趣也融入字里行間，猶如一個古老的文字寶庫等待后人去尋找。出土的唐代墓志作為中國古代史料整理的重要部分，已經(jīng)成為“天下之公器”，這意味著它不再可能僅僅由一小部分整理者壟斷把持，而是天下學者皆可以進入的學術領域，從這個角度講，盡快公布長安新出墓志既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又是提高石刻文獻利用價值的一項責任，以便廣大學者在獲得學術信息方面有著更廣闊的自由，并能和學術前沿接軌，永葆學術的生命力。關注古代石刻史料的讀者皆知，由于中國考古學的“日新月異”的進展，對新史料補充與更正往往每幾年就有一批新的貢獻，而墓志彰顯于世正是這一類的寶貴文物資源，也是不可再生、不能替代的文物財富，文物出版社目前正在與各地考古研究所聯(lián)合推出一批新出土的石刻墓志，我們希望能得到古籍整理專家學者更多地支持和關注，成為國家文化遺產(chǎn)中不朽的人文經(jīng)典。本書輯錄陜西省西安市長安區(qū)新出土北魏至清墓志，按中國歷史紀年編年順序編排，并注明公元紀年。所輯錄墓志每篇均有録文，并配以圖版和說明，說明內(nèi)容包括：年代、尺寸、形制、紋飾、行敷、字數(shù)及出土時間、地點、收藏處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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