蹈海志士：楊毓麟傳

　　第一，對楊毓麟烈士的生平的介紹和研究更加完整和豐富。歷史研究需要充足的歷史資料作支撐，缺乏史料或史料不足，往往導致不穩(wěn)固的甚至完全錯誤的結論。應該說，從1997年以來，我們一直致力于有關楊毓麟的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2001年，《楊毓麟集》由岳麓書社出版之后，曾經(jīng)引起較大的反響，但當時由于經(jīng)費不足，對文集的篇幅和印量有所壓縮，國外及港臺地區(qū)的許多學者苦覓不得，一書難求?，F(xiàn)在，文集出版已經(jīng)十年，十年間，我們又陸續(xù)發(fā)現(xiàn)了一些史料，例如楊毓麟譯著的《政治學大綱》、楊毓麟為《通雅齋叢稿》撰寫的序言、楊毓麟與南社成立等，近三萬言。這對研究他戊戌變法前后的思想活動、對于他1902年赴日留學后在日本的思想活動，提供了重要證據(jù)。這也使以前的許多誤解和猜測不攻自破。此外，楊毓麟的學生龍毓峻的《鱗爪集》對我們也有諸多啟發(fā)和幫助。眾所周知：楊毓麟1902—1903年在日本留學的一年之中，撰寫了《新湖南》，翻譯了《史學原論》、《政治學大綱》，其實還有一本《迷津寶筏》。第二，對以往研究中的誤解和爭論，進行縝密的論證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由于史料的匱乏，許多學者的研究，往往援引二手或三手資料，不僅不能發(fā)現(xiàn)真相，反而以訛傳訛。本書著重對這些問題逐一進行了嚴謹?shù)谋嫖?。例如以往學界通常認為，楊毓麟曾著有《漢族光復史》，但據(jù)我們查到的該書原版，斷定此書非楊毓麟所著。再如，楊毓麟的《政治學大綱》和《史學原論》，有學者在進行相關研究的時候，競不知楊毓麟為何人。實際上，從兩書的成書時間上看，它們都是最早的譯本，同樣書名的譯本，有的遲于楊毓麟譯本近十年。因此，研究中國近代新史學的產生和中國近代政治學的產生，應該追溯到楊毓麟，這才找到了問題的源頭。再如，有學者張冠李戴，將楊毓麟與同期的革命宣傳家混淆，竟未審文獻作者為誰而以楊毓麟的作品為資料證明他人的文學貢獻，是十分荒謬的。本書對楊毓麟的筆名進行了嚴肅認真的考證，從而使一些誤解、誤傳得到澄清和消除。 第三，對以往研究中忽視或根本未涉及的領域進行了初步探討。應該說，以往的研究由于眾多學者的努力，呈現(xiàn)出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和結論，但是還有一些重要問題并沒有研究清楚，或者根本不知其存在，遑論研究。例如，楊毓麟1902年赴日留學的具體情形、楊毓麟在1908年赴歐洲以后的思想和活動、楊毓麟與遠東通信社的建立、楊毓麟蹈海前后的思想活動以及楊毓麟之兄楊德麟的情況等，這些問題在本書中都得到了初步解決。單是遠東通信社一事，此前相關的研究中，根本不知道該通信社是楊毓麟建議孫中山創(chuàng)辦的，實際上，楊毓麟是擔心國外輿論陣地被西方列強或清廷壟斷，他在與孫中山會晤時，向孫中山提出建立遠東通信社以打破壟斷，孫中山采納了他的建議，令王慕陶協(xié)助楊毓麟創(chuàng)辦了該通信社。因此，一些研究者不知道這些歷史事實，為遠東通信社接受清廷大員資助的表面現(xiàn)象所迷惑，不能得出正確、公允的結論，竟認為它是清廷所有、為政府服務的工具。而這些資助，只是楊毓麟和王慕陶等籌集建立通信社經(jīng)費的一部分，出資贊助的清廷要員不能遙控該社，該社一直掌控在革命黨人手中，從《遠東通信社叢錄》中可以看出，該社在武昌首義前后，對于革命宣傳、對于西方偏見的批評、對于國內進步輿論的引導，都作出了巨大貢獻。再如，楊毓麟之兄楊德麟，亦是堅定篤實的革命家，武昌首義前在東北地區(qū)開展革命活動、參與灤州事變，武昌首義后在湖南積極從事反袁活動，終為袁世凱爪牙湯薌銘所害，事功卻罕見于史乘。實際上，作為兄長，楊德麟對其弟楊毓麟多有引導和幫助，亦是文韜武略，貢獻卓著。因此，本書首次進行了較為系統(tǒng)的研究。 第四，楊毓麟作為著名的蹈海志士，以往的研究多關注其革命活動和革命思想，而忽略了楊毓麟的文學成就和新聞思想。實際上，楊毓麟幼承湘學，師從王閹運，駢文、詩詞和小說成就頗孚眾望。他的文學思想對新文化運動多所啟迪。作為《神州日報》等大報主筆，他對于新聞事業(yè)的理解和思考，深于儕輩。而這些問題至今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本書初步提出了作者的觀點，希冀收拋磚引玉之效。此外，楊毓麟蹈海以后，當時的社會政治輿論對其有很高的評價，同盟會的機關報《民立報》連續(xù)發(fā)文進行評價和哀悼，這在辛亥革命史上是十分罕見的。孫中山、黃興、楊昌濟、吳稚暉、于右任、徐血兒（天復）、陳獨秀、胡適、章士釗、金松岑等一大批革命領袖和社會名流均有痛切反應。本書比較全面、客觀地披露了這些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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