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大略看過了儒學于漢、唐兩代在政治運作中的實用意義,看來儒家典籍既可以在審案的時候被援引為法律判例,更可以在國家大政上發(fā)揮綱領性的指導作用。嗯,儒學并不像現(xiàn)在很多人以為的那樣是什么講做人、講倫理的哎——不是的,儒學的核心是在政治,而且,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并不是像很多現(xiàn)代人認為的那樣主要體現(xiàn)在《論語》當中,而是體現(xiàn)在《春秋》里的。錢穆曾經很清晰地梳理過這個脈絡:“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論語》。兩漢《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幾乎是五經之冠冕?!墩撜Z》則與《爾雅》、《孝經》并列,不專設博士。以近代語說之,《論語》在當時,僅是一種中小學教科書,而《春秋》則是大學特定的講座……此下魏晉南北朝以迄于隋唐,《春秋》列于經,仍非《論語》所能比?!焙髞碇钡剿纬?,《論語》才和《春秋》平起平坐了,二程和朱熹則抬高《論語》超過了《春秋》,到清代乾嘉以后,《春秋》又超過了《論語》,“只有最近幾十年,一般人意見,似乎較接近兩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論語》,而忽略了《春秋》?!逼鋵?,要說這“最近幾十年”,《春秋》也發(fā)出過不小的聲音——晚清時代公羊學獨勝,維新派拿它講變法,革命家拿它講“華夷之辨”和“易姓革命”,即如一向給人以埋頭訓詁之印象的楊樹達前輩也在1943年出版的《春秋大義述》的自序當中倡明“意欲令諸生嚴夷夏之防,切復仇之志,明義利之辨,知治己之方”。他所指明的這幾條“春秋大義”在當時是實有所指的。而如果以我們現(xiàn)在為坐標,這“最近幾十年”的特色則更是明顯——要知道,“《春秋》學”比“《論語》學”可復雜和深奧多了,所以,偌大文化斷層邊緣上的人們借助于《論語》來給斷層搭橋顯然要比借助于《春秋》容易得多。不過悲觀地說,現(xiàn)在再怎么熟讀《論語》和《春秋》,乃至其他種種儒家經典,都不會恢復當年的風光了——看看人家漢朝,儒者之學居然切切實實地施展在現(xiàn)實的政治生活當中,影響著內政與外交,掌握著生殺大權,真是威風八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