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倫法院與美國政治

　　《沃倫法院與美國政治》有兩個目標：其一是促進在美國政治背景下討論最高法院這一寶貴傳統(tǒng)的復興；其二是綜合大量有關沃倫任職期間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們及其裁決的書文信息，以取代以往的陳詞濫調。雖然這兩個目標基本上可以自圓其說，但每個目標的合理性也許需要在一開篇就有個簡略的交待。在像普林斯頓大學麥考密克法理學教席擁有者這樣的重要人物領導下，聯(lián)邦最高法院與政治相得益彰的最高法院學術流派一度蓬勃發(fā)展。執(zhí)這一教席的人依次為：愛德華·S·考文、艾爾菲厄斯托馬斯梅森和懷特·F·墨菲，哈佛大學的羅伯特·G·麥克洛斯基也位列其中。當時，政治科學家和法學家一樣都對聯(lián)邦最高法院產生了興趣，各重要政治科學期刊也定期發(fā)表該流派的文章。但是，這一流派卻在25年前消失了，我們也隨之失去了對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重要洞察。律師和法學教授在本性上和專業(yè)訓練上皆以聯(lián)邦最高法院為中心，他們傾向于認為法律相對于大社會或多或少是自治的。政治科學家則更多地對此表示懷疑，他們通常認為聯(lián)邦最高法院受制于大社會內部的各種趨勢和壓力。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變化席卷了整個學科。首先到來的是定量研究及其精確度的誘惑，但對那些不大迷戀統(tǒng)計學的人而言，接踵而至的是理論的變化。各政治科學院系似乎不時出現(xiàn)驚人的分裂：一些教員嘎吱嘎吱地咀嚼數(shù)字；另一些教員嘎吱嘎吱地咀嚼理論，沒有一個關注政治本身。盡管這只是一個諷喻，但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至少還有公法這一領域，其中心就在于把最高法院作為行使司法審查權的憲法法院：它離今天如此之近，以致顯得不那么真實。政治科學的轉向將已經(jīng)有點邊緣化的公法進一步邊緣化，并導致選擇依據(jù)定量資料，或更可能是依據(jù)理論來分析法院的公法學者不斷減少。在下述事實中，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政治學脫離最高法院分析的轉向和公法的衰落：在麥克洛斯基于1969年去世后，盡管哈佛大學用他最杰出的弟子馬丁夏皮羅來代替他，但是，當夏皮羅于1974年重返加利福尼亞時，他并未做進一步的努力來保持現(xiàn)存的傳統(tǒng)。同樣，在墨菲退休后，普林斯頓大學也聽任麥考密克教席空缺。今天，發(fā)表在政治科學期刊上的一篇關于最高法院和政治的非定量文章，就像法學期刊上的物理學文章一樣顯得突兀不堪。1969年，政治科學家喬爾格羅斯曼和約瑟坦嫩華斯把他們編輯的那卷《司法研究前沿》的主打論文命名為“邁向公法復興”。很不幸，他們的樂觀不合時宜。事實上，公法正在滑向深淵：考文和麥克洛斯基去世了，梅森退休了，墨菲眾多的學術天分也正將其引向別處?！段謧惙ㄔ号c美國政治》試圖復興這一最高法院學術流派，該流派關注最高法院裁決與全國政治之間的關系。通過尋求對聯(lián)邦最高法院做了什么以及為什么這樣做進行解釋，我完成了一個學術性（并定期從業(yè)的）憲法律師的任務，這（極大地）受益于我為威廉姆斯道格拉斯作助手的經(jīng)歷（在《沃倫法院與美國政治》書末所述事件后的那一年）。作為一名律師，我審視了案件的獨特事實，審視了律師現(xiàn)成的和已經(jīng)提出的論據(jù)，審視了大法官用以回應的法律手段，這些手段受以前判決以及九人團之內制度和個人安排的影響。我用政治科學和歷史的眼光補充律師的看法。制度安排至關重要，判決不會在真空里產生。法律不僅僅是政治，但法官們清楚其判決的政治背景，與其他每個人一樣，他們也受到了美國社會的經(jīng)濟、社會和思想潮流的影響。輔以法律和律師的眼光，司法決策的政治科學會更好；輔以政治科學的眼光，憲法律師職業(yè)也會更好。曾經(jīng)有一段時間，我們理解這種協(xié)作。因此，在重要性上，我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新穎、也不驚人，但是，我們還理解這種協(xié)作嗎？這一點不再清晰。因此，在另一種意義上來看，既然我所采用的方式在超過1/4個世紀以來都很罕見，就肯定會有些與眾不同之處。法學院和政治科學系都有一些年輕學者致力于法學和政治科學的結合，我樂于加入他們的行列。曾經(jīng)有過憲法律師和他們政治科學領域的學術同行閱讀、理解并受益于彼此作品的時光，我期待它的重現(xiàn)。事實上，關于沃倫法院的很多信息，盡管公眾不知曉，但最高法院的學者已經(jīng)知悉。然而。沒有人試圖把這些信息綜合成一部全面的歷史，我這樣做是希望即便是專家。也要以新的視角看待聯(lián)邦最高法院，處處留心新的動態(tài)。為什么還沒有一部綜合的沃倫法院歷史？這有很多原因，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似乎一提到沃倫法院，每個人就都變成了黨派分子。結果，沃倫法院的支持者和誹謗者同時非常有代表性地把它定型化了，以至于它實際上是什么和做過什么都成為快速概念化的犧牲品。關于沃倫法院的文獻資料的最主要特征是一味地歡呼雀躍、歌功頌德，作者們通常對聯(lián)邦最高法院大加贊揚，盡管有些人開始以蔑視的態(tài)度埋葬它。在任何一種情況下，沃倫法院都是今天的一個窗口、一塊確定正誤的試金石，這種方式對律師和政治科學家是有用的。人們必須意識到，與塔夫脫法院或者富勒法院一樣，沃倫法院已經(jīng)成為歷史。過去在沃倫成為首席大法官時就在教書、現(xiàn)在仍在教書的那些人，早就有資格退休了；所有不超過50歲的教師，都是在沃倫退休后進入研究生院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沃倫法院也應該像其前任們一樣，值得從更遠的距離進行歷史觀察，而非工具性地服從于當代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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