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加繆的人本主義哲學思想，本文的觀點不同于以往研究思路之處在于：首先，本書認為“加繆思想中具有古典人本主義精神的傾向”與“加繆是傳統(tǒng)人本主義者”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命題。之所以這樣說，可以參看加繆的代表作《正義者》和《反抗者》。在這兩部作品中，加繆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既具有傳統(tǒng)人本主義關于人性的崇高性、尊嚴和價值，又具有時代賦予的新特色，他筆下的主人公是新時代中對于人性尊嚴與自由精神的繼承和發(fā)揚者，是在更為復雜的社會現實中對于人類命運反抗的生命斗士。他的新人本主義人物形象比古典人本主義者更豐滿、表達的意境更為高遠廣闊。至于他所運用的寫作方式和談論問題的言說方式與古典人本主義的雷同之處，就被視作古典哲學式的人本主義觀，這是缺乏理論依據的。因為西方文化是他無法脫離的西方歷史背景和生存之根。其次，如果我們將加繆的新人本主義哲學看作是適應資本主義自身發(fā)展要求的哲學，那么我們就曲解了加繆關于“反抗”哲學的思想。在和平時期，加繆新人本主義哲學中對于人本主義精神的進一步弘揚不僅是資本主義自身的要求，也是整個人類的和平呼聲。戰(zhàn)爭和資本主義自身的發(fā)展歷史告誡我們：人本主義與革命實踐、社會發(fā)展與個體自由的相互協(xié)調與和諧互動對于穩(wěn)定人類社會具有重要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R0mld Aronson認為加繆后來的確是“站在共產黨一邊反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加繆作為法國現代文學家能夠把握時代的脈搏，追求社會的和諧發(fā)展與人自身的進步的和諧適度原則，對于現代社會主義社會的發(fā)展、對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是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的。當然我們也不得不客觀承認，加繆所提出的人類社會矛盾的解決方案，的確打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無法實現的社會理想，因此難免不讓人們將其歸于烏托邦的理想之中。本書正是在此基礎上，力圖對于加繆人本主義哲學中運用現象學視角（即對形而上學和先驗主體進行懸置，力圖以人在世界中直觀的現象學方法體驗作為人本身的存在）的思想進行現象學方法的探討。在搜集和整理關于加繆哲學思想的研究文獻過程中，筆者發(fā)現：一方面，國內對于加繆哲學思想的研究多采取文學史的研究方式，因此特別容易受到文學研究視角的影響，而對于加繆哲學思想方面的義理式研究不免欠缺。無疑，從加繆對西方文學風格產生的影響甚至引申至20世紀的“法律與文學”運動，都與加繆曾經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經密切相關。然而加繆作品中的小說都是寓意深刻的哲理小說，都是與當時法國的哲學界、社會意識形態(tài)、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恐怖暴力與人性等哲學、社會學、政治、經濟的熱點問題息息相關的問題。因此對于加繆上述思想在哲學領域內的研究卻不多見，這不能不說是件憾事。另一方面，關于加繆哲學思想的研究中對于其內部有機的邏輯聯系重已不夠，尤其是加繆關于新人本主義精神的內在統(tǒng)一性問題沒有得到進一步深入地探討。對于加繆的現象學視角中新人本主義哲學的主題更是不多見。當然，這與加繆現象學在這里只是作為一種視角而不是整的理論體系也是有關的，但是由此可見，加繆哲學思想的現象學視象學界應當給予更多的關注。本書在對加繆不同時期主要作品的分類整理基礎上，將思想的內在邏輯聯系歸結為由荒謬哲理、反抗哲理和自由精神共同構成的新人本主義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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