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難道聽任社會科學將文學經驗，人們與愛情的經驗一起造就的最高經驗，簡化為對我們娛樂的探索，而無視我們的生活意義？”這樣的句子，不過是從為文學和文化辯護的無年代無作者的無數(shù)證詞中提取的一個而已，它肯定會激起某種憤怒的喜悅，此種憤怒的喜悅是正統(tǒng)思想的陳詞濫調令福樓拜感受到的。關于對書的學術崇拜或對堪稱豐富“布法爾一白居榭式選集”的海德格爾一赫爾德林式啟示的學術崇拜，參見這些“老掉牙”的說法（公式是雷蒙·格諾的）：“讀書，首先是擺脫自己，以及自己的世界”；“沒有書的拯救，再也不可能活在世上”；“在文學上，本質昭然若揭，它與自身的真實一起，并在真實中呈現(xiàn)，如同顯現(xiàn)出來的真實本身？”倘若我覺得一開始就有必要提及這些枯燥的論題，諸如藝術與生活、獨特與平凡，文學與科學，能確立法則但喪失“經驗的獨特性”的（社會）科學和不建立法則但“總是以個體絕對的特性對待個體”的文學，這是因為，這些論題無限地被學術的禮拜儀式再生產出來，且以這個儀式為目的，它們銘刻在所有被學院培育出來的精神中：這些論題起過濾器或屏幕的作用，總是它們阻礙或擾亂對書和閱讀的科學分析的理解。對文學自主的要求，在普魯斯特的《駁圣伯夫》中得到了典型體現(xiàn)，這是否意味著文學文本的閱讀必定是文學的？科學分析真該被斥為破壞了構成文學作品和閱讀獨特性的東西，而且首先破壞了美學樂趣？社會學家注定要落入相對主義，價值的平均化，貶低偉大，破壞總是獨一無二的“創(chuàng)造者”的獨特性？這難道是因為他與大多數(shù)、平均數(shù)、中等、進而與平庸、次等、平民、許多默默無聞的被埋沒的小作者有牽連，與最令這個時代的“創(chuàng)造者”厭惡的內容與背景、“對象”與外文本，即文學的外在有牽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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