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論中印文化交流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國，中印合起來占了其中一半。人類總共創(chuàng)造出了四個大文化體系，而中印各居其一，中印合起來，可以說也占了人類文化寶庫的一半。中印兩大文化體系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對人類做出了積極的貢獻。這兩大文化體系在世界上有其獨特的地位和崇高的價值。它們有著豐富的內(nèi)涵和奪目的光輝，起源之早，延續(xù)時間之長，覆蓋面之廣，生命力之強，門類之多，影響之大，可謂世上罕見。兩大文化圈之間，又相互學習和影響，又促進了彼此文化的發(fā)展。正是，文化交流能推動人類社會前進。幾十年來，季先生的學術(shù)研究領(lǐng)域廣泛，加之勤鉆研，他在語言學、佛學、歷史學、文學、文化學、比較文學等方面都卓有建樹，但他用心最多、成就最大的則是對印度學的研究。在印度學研究方面，他對印度的語言、歷史、文學、文化及中印文化關(guān)系史等方面有獨到見解，成就斐然。因此，印度著名的瓦拉那西大學授予他最高榮譽“褒揚獎”、印度文學院授予他“名譽院士”。中外文化交流也是季羨林先生一貫重視的，與上述幾個研究領(lǐng)域有關(guān)，內(nèi)容相當廣，研究的時間也相當長，但重點還是在中印文化交流方面。當然，他的研究“還旁及中國與波斯和其他一些國家的文化交流”。季先生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演說和不同的著作中，對中印文化交流都有精辟論述，這類文章都分散在不同的書中，他的著作如“山”，讀者想一一查找有關(guān)內(nèi)容，費力耗時，也許不便。為適應(yīng)目前形勢發(fā)展的需要和方便讀者，今天，我把他的一些有關(guān)文章收集整理，精選25篇，匯集成冊，經(jīng)季先生同意，命名為《季羨林論中印文化交流》，一并發(fā)表。我想，這相文集不僅有利于中印友誼的不斷發(fā)展，而且對中印文化交流會起到積極作用，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季羨林（1911.8.6 -）北京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國語言學家、文學翻譯家，梵文、巴利文專家。山東清平（今臨清）縣人。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40年考入北京清華大學西語系。1944年畢業(yè)后，在濟南山東省立高中任教。1945年考取清華大學交換研究生，赴德國留學，在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古代語文。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系主任。建國后，歷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國務(wù)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兼外國語言文學評議組負責人，第二屆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常務(wù)理事，中國作家協(xié)會理事，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南亞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名譽會長，北京大學東文語言文學系教授、主任，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名譽會長，《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會委員、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會長、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顧問，亞非學會會長，語言學會會長。19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94年4月當選為澳門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是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對印度中進語言形態(tài)學、原始佛教語言、吐火羅語的語義、梵文文學等研究均作出重要貢獻。在印度中世語言形態(tài)學方面，全面而系統(tǒng)地總結(jié)了小乘佛教大眾部說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頌所用混合梵語中動詞的各種形態(tài)特征，著《〈大事〉偈頌中限定動詞的變位》（1941）一文。在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方面，論證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無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語言是中世印度東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語。主要譯著有《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印度簡史》、《中印文化關(guān)系史論文集》、《印度古代語言論集》、《關(guān)于大乘上座部的問題》、《羅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潤集》、《季羨林散文集》等，翻譯了：《沙恭達羅》、《優(yōu)哩婆濕》、《羅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五卷書》等，散文集有：《賦得永久的悔》。主編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995年11月，"北京大學季羨林海外基會"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