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最后十年

　　他并不像別的偉大人物那樣，帶給世間的惟是靜止于歷史的或一階段的炫目的光輝；與其說，他帶來的是“欣慰的紀念”，凱旋門，繽紛的花束，無寧說是圍城的缺口，斷裂的盾，漫天無花的薔薇。作為現(xiàn)時代的一份精神遺產(chǎn)，它博大，沉重，燃燒般的富于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傷，痛楚，覺醒，甘于帶著流血的腳踵奮力前行。[前言]魯迅死于20世紀而活在21世紀。這是一個奇異的生命現(xiàn)象。然而，他并不像別的偉大人物那樣，帶給世間的惟是靜止于歷史的或一階段的炫目的光輝；與其說，他帶來的是“欣慰的紀念”，凱旋門，繽紛的花束，無寧說是圍城的缺口，斷裂的盾，漫天無花的薔薇。作為現(xiàn)時代的一份精神遺產(chǎn)，它博大，沉重，燃燒般的富于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傷，痛楚，覺醒，甘于帶著流血的腳踵奮力前行。1881年，魯迅出生的年頭，正好臨近帝國的懸崖，是時間的斷裂帶。中國現(xiàn)代化，在民族的屈辱中蹣跚起步，許多陌生的事物，陸續(xù)出現(xiàn)在大隊蠕動著的辮子和小腳之間。隨著經(jīng)濟的萌動，政治改革的一次嘗試——戊戍變法——旋起旋滅，蒙受血光之災。中國向何處去？成為橫亙在官員、士子和百姓面前的共同的問題。漢學家費正清用“沿海中國”和“內陸中國”的概念，闡述中國近代的兩大傳統(tǒng)。魯迅的出生地，恰恰落在沿海中國的一個不大不小的城鎮(zhèn)：紹興。它是古老的，又是年輕的；它是越王報仇雪恥的故地，又是新書報最早流布的地方。在它四周，毗連大小村落，具有明顯的邊緣色彩。魯迅的大家庭過早敗落，對應于古老中國的命運，很有點同構的意味。由于祖父下獄事件的牽連，他曾經(jīng)在鄉(xiāng)下度過一段短暫的“乞食者”生活。祖父被判“監(jiān)斬候”，由最高統(tǒng)治者于頃刻間的“欽點”決定一個人的生與死，這是荒謬的，但是又是天經(jīng)地義的。權力的這種不測之威，使他自小便為一種無法言說的焦慮、恥辱和仇恨所抓攫。父親的長期臥病和后來的亡故，無疑加劇了他的精神創(chuàng)痛；而作為長男，又不得不從中擔當沉重的責任。家庭的兩次變故，把他無情地推落到社會底層；從小康而入困頓，終致自我放逐，遠走異鄉(xiāng)，“把靈魂賣給鬼子”。生活的巨大落差，構成了他日后反抗現(xiàn)存秩序的廣闊而深刻的背景?？梢哉f，魯迅來自傳統(tǒng)中國的黑暗的深部，來自現(xiàn)代的源頭，來自東西方文化沖突的第一波，來自從農(nóng)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從專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轉型的粗糙的摩擦面。魯迅及其時代的關系，就整個現(xiàn)代化進程來說，帶有某種“原型”性質。由于改革的緩慢，在一個長時段內，前前后后會產(chǎn)生許多彼此類似甚至雷同的事件；也就是說，在無限張開的現(xiàn)實當中，將仍然不斷遭逢以往的幽靈。這種“同義反復”的東西，是最本質的東西。魯迅始終抓住這東西，對于這個前現(xiàn)代社會，則抓住其中的死結：“吃人”。所謂“吃人”，即作為個人的從生存到發(fā)展的各種權利，全然遭到剝奪；用馬克思對專制社會的概括，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然而，人們已經(jīng)習慣于奴隸的非人的處境，麻木，茍且，逃避自由。對于現(xiàn)實，一是不敢正視，二是善于遺忘。魯迅所作的斗爭，不但在于揭露黑暗的事實，還要暴露各種企圖掩飾黑暗的行為?？膳碌氖?，這其間，除了官方的布置，還有“同人”的合謀，以及民眾的參與。魯迅天生敏感，激烈，不能容忍有害的事物。他極力使司空見慣的東西陌生化，使隱蔽的東西公開化，使穩(wěn)定均衡的東西極端化和尖銳化，總之，他要使“黑暗的動物”現(xiàn)形，使“鐵屋子”里的人們無法昏睡和假寐，使大家看見事實的實在性，使真理自明。魯迅的全部努力，幾乎都在于揭示時代的真相。所以，當我們重溫魯迅的文本時，就會詫異地發(fā)現(xiàn)：被揭露出來的一個又一個未曾改變——魯迅傾其一生都在促進其改變——的事實，已然包涵了一種貓頭鷹式的洞見，猶如先知的預言。我們是誰？人還是奴隸？我們是否具備自由的意志和權利？

　　林賢治，廣東陽江人，長期生活在農(nóng)村，1981年起從事編輯工作至今。著有詩集《駱駝和星》、《夢想或憂傷》，散文隨筆集《平民的信使》，評論集《胡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記》、《自制的海圖》、《時代與文學的肖像》、《午夜的幽光》，自選集《娜拉：出走或歸來》，傳記《人間魯迅》、《魯迅的最后十年》等。主編《20世紀外國文化名人書庫》、《曼陀羅譯叢》、《流亡者譯叢》、《流亡者叢書》、《世界散文叢編》，以及《散文與人》、《讀者之旅》、《記憶》、《人文隨筆》、《文學中國》、《人文中國》等叢書、叢刊多種。編選《絕望的反抗》、《野百合花》、《自由詩篇》等數(shù)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