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乙酉文編

　　我學(xué)國文，能夠看書及略寫文字，都是從看小說得來，這種經(jīng)驗大約也頗普通，前清嘉慶的人鄭守庭的《燕窗閑話》中有著相似的紀錄，其一節(jié)云：“予少時讀書易于解悟，乃自旁門入。憶十歲隨祖母祝壽于西鄉(xiāng)顧宅，陰雨兼旬，幾上有《列國志》一部，翻閱之僅解數(shù)語，閱三四本解者漸多，復(fù)從頭翻閱，解者大半。歸家后即借說部之易解者閱之，解有八九。除夕侍祖母守歲，竟夕閱《封神傳》半部，《三國志》半部，所有細評無暇詳覽也。后讀《左傳》，其事跡可知，但于字句有不明者，講解時盡心諦聽，由是閱他書益易解矣。”我十歲時候正在本家的一個文童那里讀《大學(xué)》，開始看小說還一直在后，大抵在兩三年之后吧，但記得清楚的是十五歲時在看《閱微草堂筆記》。我的經(jīng)驗大概可以這樣總結(jié)的說。由《鏡花緣》，《儒林外史》，《西游記》，《水滸傳》等漸至《三國演義》，轉(zhuǎn)到《聊齋志異》，這是從白話轉(zhuǎn)入文言的徑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實在是這《聊齋》，并非什么經(jīng)書或是古文讀本。《聊齋志異》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談隨錄》，《淞隱漫錄》等的假《聊齋》，一變而轉(zhuǎn)入《閱微草堂筆記》，這樣，舊派文言小說的兩派都已入門，便自然而然的跑到《唐代叢書》里邊去了。這里說的很簡單輕便，事實上自然也要自有主宰，能夠“得魚忘筌”，乃能通過小說的陣地獲得些語文以及人事上的知識，而不至長久迷困在里面?，F(xiàn)在說是回憶，也并不是追述故事，單只就比較記得的幾種小說略為談?wù)?，也只是一點兒意見和印象，讀者若是要看客觀的批評的話，那只可請去求之于文學(xué)史中了。首先要說的自然是《三國演義》。這并不是我最先看的，也不是最好的小說，它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影響之大，而這影響又多是不良的。關(guān)于這書，我近時說過一節(jié)話，可以就抄在這里?！扒皫讜r借《三國演義》，重看一遍。從前還是在小時候看過的，現(xiàn)在覺得印象很不相同，真有點奇怪它的好處是在那里，這些年中意見有些變動，第一對于關(guān)羽，不但是伏魔大帝妖異的話，就是漢壽亭侯的忠義，也都懷疑了，覺得他不過是幫會里的一個英雄，其影響及于后代的只是桃園結(jié)義這一件事罷了。劉玄德我并不以為他一定應(yīng)該做皇帝，無論中山靖王譜系的真?zhèn)稳绾?，中國古來的皇帝本來準都可以做的，并非必須姓劉的才行，以人物論實在也還不及孫曹，只是比曹瞞少殺人，這是他唯一的長處。諸葛孔明我也看不出他好在什么地方，《演義》里的那一套詭計，才比得《水滸》的吳學(xué)究，若說讀書人所稱道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又可惜那《后出師表》是后人假造，我們要成人之美，或者承認他治蜀之遺愛可能多有，不過這些在《演義》里沒有說及。掩卷以后仔細回想，這書里的人物有誰值得佩服，很不容易說出來，末了終于只記起了一個孔融，他的故事在書里是沒有什么，但這確是一個杰出的人，從前所見木板《三國演義》的繡像中，孔北海頭上好像戴了一頂披肩帽，側(cè)面畫著，飄飄的長須吹在一邊，這個樣子也還不錯。他是被曹瞞所殺的一人，我對于曹的這一點正是極不以為然的。”上邊兩節(jié)雖然是偶爾寫成，可是把我對于地志雜記或風(fēng)土志的愛好之意說的頗為明白，不過以前所說以散文為文，現(xiàn)在拿來應(yīng)用于韻文方面，反正道理也是一樣。韻文的風(fēng)土志一類的東西，這是些什么呢？《兩都》《二京》，以至《會稽三賦》，也都是的，但我所說的不是這種大著，實在只是所謂竹枝詞之類而已。說起竹枝的歷史，人家都追蹤到劉禹錫那里去，其實這當然古已有之，關(guān)于人的漢有劉子政的《列女傳贊》，關(guān)于物的晉有郭景純的《山海經(jīng)圖贊》，不過以七言絕句的體裁，而名為竹枝者，以劉禹錫作為最早，這也是事實。案《劉夢得文集》卷九，竹枝詞九首又二首，收在樂府類內(nèi)，觀小引所言，蓋本是擬作俗歌，取其含義婉轉(zhuǎn)，有淇濮之艷，大概可以說是子夜歌之近體化吧。由此可知七言四句，歌詠風(fēng)俗人情，稍涉俳調(diào)者，乃是竹枝正宗，但是后來引申，詠史事，詠名勝，詠方物，這樣便又與古時的圖贊相接連，而且篇章加多，往往湊成百篇的整數(shù)，雖然風(fēng)趣較前稍差，可是種類繁富，在地志與詩集中間也白占有一部分地位了。這種書最初多稱百詠，現(xiàn)存最早的著作要算是《郴江百詠》，著者阮閱，即是編《詩話總龜》的人，此書作于宋宣和中，已于今八百年前矣。元明之間所作亦不甚少，唯清初朱竹垞的《鴛鴦湖棹歌》出，乃更有名，竹枝詞之盛行于世，實始于此。竹垞作《棹歌》在康熙甲寅，譚石舟和之，至乾隆甲午，陸和仲張芑堂各和作百首，蔚成巨冊，前后相去正一百年，可謂盛事。此后作者甚多，紀曉嵐的《烏魯木齊雜詩》與蔡鐵耕的《吳歈百絕》，可以算是特別有意味之作。百詠之類當初大抵只是簡單的詩集，偶爾有點小注或解題，后來注漸增多，不但說明本事，為讀詩所必需，而且差不多成為當然必具的一部份，寫得好的時候往往如讀風(fēng)土小紀，或者比原詩還要覺得有趣味。厲惕齋著《真州竹枝詞，四百首，前有小引一卷，敘述一年間風(fēng)俗行事，有一萬二千余言，又黃公度著《日本雜事詩》，王錫祺抄錄其注為《日本雜事》一卷，刊入《小方壺齋叢鈔》中，即是一例。這一類的詩集，名稱或為百詠，或為竹枝詞，或為雜詠，體裁多是七言絕句，亦或有用五言絕句，或五言七言律詩者，其性質(zhì)則專詠古跡名勝，風(fēng)俗方物，或年中行事，亦或有歌詠歲時之一段落如新年，社會之一方面如市肆或樂戶情事者，但總而言之可合稱之為風(fēng)土詩，其以詩為乘，以史地民俗的資料為載，則固無不同。鄙人不敢自信懂得詩，雖然如竹坨《棹歌》第十九首云；“姑惡飛鳴觸曉煙，紅蠶四月已三眠，白花滿把蒸成露，紫椹盈筐不取錢?！边@樣的詩我也喜歡，但是我所更喜歡的乃是詩中所載的“土風(fēng)”，這個意見在上文已經(jīng)說過，現(xiàn)在應(yīng)用于竹枝詞上也還是一樣的。我在《十堂筆談》中又說：“我的本意實在是想引誘瀆者，進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使這冷僻的小路上稍為增加幾個行人，專門弄史地的人不必說，我們無須去勸駕，假如另外盲人對于中國人的過去與將來頗為關(guān)心，便想請他們把史學(xué)的興趣放到低的廣的方面來，從讀雜記的時候起離開了廊廟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漸與田夫野老相接觸，從事于國民生活史之研究，此雖是寂寞的學(xué)問，卻于中國有重大的意義?！鄙⑽牡牡乩黼s記太多了，暫且從緩，今先從韻文部份下手，將竹枝詞等分類編訂成冊，所記是風(fēng)土，又是詩，或者以此二重原因，可以多得讀者，但此亦未可必，姑以是為編者之一向情愿的希望可也。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北京。前幾時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經(jīng)這樣說；“我不懂文學(xué)，但知道文章的好壞?！边@句話看來難免有點夸大狂妄，實在也未必然，我所說的本是實話，只是少見婉曲，所以覺得似乎不大客氣罷了。不佞束發(fā)受書于今已四十年，經(jīng)過這么長的歲月，活孫種樹似的搬弄這些鳥線裝書，假如還不能辨別得一點好壞，豈不是太可憐了么？古董店里當徒弟，過了三四年也該懂得一個大概，不致于把花石雕成的光頭人像看作玉佛了吧，可是我們的學(xué)習(xí)卻要花上十倍的工夫，真是抱愧之至。我說知道文章的好壞，仔細想來實在還是感慨系之矣。文章這件古董會得看了，可是對于自己的做文章別無好處，不，有時不但無益而且反會有害?？戳撕梦恼?，覺得不容易做，這自然也是一個理由．不過并不重大，因為我們本來不大有這種野心，想拿了自己的東西去和前人比美的。理由倒是在看了壞文章，覺得很容易做成這個樣子，想起來實在令人掃興。雖然前車既覆來軫方遒，在世間原是常有的事，比美比不過，就同你比丑，此丑文之所以不絕跡于世也。但是這也是一種豪杰之士所為，若是平常人未必有如此熱心，自然多廢然而返了。譬如泰四豪杰以該威廉為理想，我也不必再加臧否，只看照相上鼓目裂嘴的樣子便不大喜歡，假如做豪杰必須做出那副嘴臉，那么我就有點不愿意做，還是仍舊當個小百姓好，雖然明知生活要吃苦，說也不難看，蓋有大志而顯丑態(tài)或者尚可補償，凡人則不值得如此也。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態(tài)，犯時文章就壞了。我看有些文章本來并不壞的，他有意思要說，有詞句足用，原可好好的寫出來，不過這里卻有—個難關(guān)。文章是個人所寫，對于卻是多數(shù)人，所以這與演說相近，而演說更與做戲相差不遠。演說者有話想說服大眾，然而也容易反為大眾所支配，有一句話或一舉動被聽眾所賞識，常不免無意識的重演，如拍桌說大家應(yīng)當沖鋒，得到鼓掌與喝采，下面便怒吼說大家不可不沖鋒不能不沖鋒，拍桌使玻璃杯都蹦跳了。這樣，引導(dǎo)聽眾的演說與娛樂觀眾的做戲?qū)嵲谝褯]有多大區(qū)別。我是不懂戲文的，但聽人家說好的戲子也并不是這樣演法，他有自己的規(guī)矩，不肯輕易屈已從人。小時候聽長輩談故鄉(xiāng)的一個戲子的軼事，他把徒弟教成功了，叫他上臺去演戲的時候，吩咐道：你自己演唱要緊，戲臺下鼻孔像煙通似的那班家伙你千萬不要去理他。鄉(xiāng)間戲子有這樣見識，可見他對于白己的技術(shù)確有自信，賢于一般的政客文人矣。我讀古今文章，往往看出破綻，這便是說同演說家一樣，仿佛聽他榨扁了嗓子在吼叫了，在拍桌了，在努目厲齒了，種種怪相都從紙上露出來，有如圓光似的，所不同者我并不要念咒畫符，只須揭開書本子來就成了。文人在書房里寫文章，心目卻全注在看官身上，結(jié)果寫出來的盡管應(yīng)有盡有，卻只缺少其所本有耳。這里只抽象的說，我卻見過好些實例，觸目驚心，深覺得文章不好寫，一不小心便會現(xiàn)出丑態(tài)來，即使別無卑鄙的用意，也是很不好看。我們自己可以試驗了看，如有幾個朋友談天，淡到興高采烈的時候各人都容易乘興而言，即不失言也常要口氣加重致超過原意之上，此種經(jīng)驗人人可有，移在文章上便使作者本意迷胡，若再有趨避的意識那就成為丑態(tài)，雖然跡甚隱微，但在略識古董的伙計看去則固顯然可知也。往往有舉世推尊的文章我看了胸中作惡，如古代的韓退之即其一也。因有前車之鑒，使我更覺文章不容易寫，但此事于我總是一個好教訓(xùn)，實際亦有不少好處耳。……

　　周作人（1885-1967），字星杓，曾號知堂，祖籍浙江紹興，1906年赴日本東京政法大學(xué)、立教大學(xué)文科學(xué)習(xí)?；貒笤鴵?dān)任燕京大學(xué)新文學(xué)系主任與北京大學(xué)文學(xué)院國文系和日文系主任。主要作品有《雨天的書》、《澤瀉集》、《談虎集》、《談龍集》、《苦條隨筆》、《夜讀抄》、《瓜豆集》、《藥堂語錄》、《甘口苦口》、《立春以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