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1893-1949

　　自從毛澤東以他巨大的身影出現(xiàn)在中國大地上的時候起，人們便越來越關切地注視著他，渴望了解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早在30年代中期，當中國工農(nóng)紅軍因國民黨的“圍剿”而幾乎與世隔絕的時候，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憑著他有限的但卻是直接的了解，力圖寫出毛澤東這個中國南方農(nóng)民的兒子是怎樣成為“紅色中國領袖”的。他所作的也許可以說是相當粗略的介紹，無論在中國或是在世界上，都引起廣泛的注意和巨大的反響。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毛澤東逝世后這20年間，人們從來沒有減少過對這個問題的關心程度。誰也無法否認毛澤東在20世紀中國所產(chǎn)生的巨大而深刻的作用和影響，是很少有人能同他相比擬的。但是，要評說他，首先得要了解他。在并不了解的情況下作出的種種論斷，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因此，人們一直期望有一部翔實可靠而有一定深度的毛澤東的信史問世。經(jīng)過中共中央批準，中央文獻研究室以金沖及為主編，經(jīng)過幾年的努力，以中央檔案館保存的大量檔案、手稿和會議記錄為主要依據(jù)，參考同毛澤東有過直接接觸的人士的回憶資料，終于寫出了長達75萬字的《毛澤東傳（1893―1949）》，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發(fā)行后，在社會上產(chǎn)生了巨大的反響。《毛澤東傳（1893―1949）》，寫的是毛澤東從出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這一段的人生歷程。寫人物傳記要寫史，更要寫人，要寫出活生生的“這一個”人。這部傳記的一個突出特點，就在于它寫出了毛澤東在這個時期的獨特人生經(jīng)歷和思想性格；寫出了毛澤東在中國的黃土地上一步一步、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成長和成熟的過程；寫出了毛澤東是怎樣思考和處理中國革命過程中面對的一個又一個新問題，怎樣解決一個又一個常人深感棘手的難題，從而引導革命一步一步走向勝利的。這部傳記將毛澤東放在一個普通農(nóng)家子弟的歷史起點上來客觀地描述他的成長和成熟過程。毛澤東17歲才“出鄉(xiāng)關”，與早期其他一些著名的共產(chǎn)黨人比較起來，他接觸外部世界和新知識、新思想也許要晚一些。但是，從書中我們看到，他雖和同時代許多人一樣經(jīng)過一段曲折后才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但他具有一種更執(zhí)著、更實在、更富于理性的探索精神和在探索中勇敢地剖析和否定自我的精神。這就使得他能做成前人未能做成的事業(yè)，達到前人未能達到的高度；這也就使得當許多和他同時代的曾經(jīng)也是出類拔萃的人物徘徊不前甚至步入歧路的時候，而他卻一步步走向成熟，并帶領更多人取得成功。毛澤東剛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前后，怎樣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實際中來還處在混沌不清的階段。毛澤東是在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的過程中走向成熟的。這部傳記以不少新挖掘的材料，細膩地闡述了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也就是中國革命處于最危急的階段，毛澤東為確立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所作的艱苦卓絕的探索和斗爭，表現(xiàn)了他非凡的意志、膽略和智慧。大革命失敗后，一些人紛紛去中心城市尋找出路，有的則躲進了“亭子間”；而毛澤東卻明確表示他“不愿去上海住高樓大廈”。他要回到他熟悉的農(nóng)村去，探尋一條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他毅然拋棄了南昌起義時仍打過的“國民黨左派”的旗幟，“高高打出共產(chǎn)黨的旗子”，組織發(fā)動了湘贛邊農(nóng)民秋收暴動，隨后率部隊上井岡山，與朱德等一起創(chuàng)建了這塊中國最重要的農(nóng)村革命根據(jù)地。在一而再的斗爭實踐中，他終于看清并把握住中國革命所處的客觀社會歷史條件，逐漸形成并提出了中國革命走農(nóng)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思想。開辟這條道路不容易，堅持這條道路更艱難。革命在農(nóng)村發(fā)展本來就面對重重困難，而更大的困難卻是黨內(nèi)“左”傾錯誤的干擾與破壞。在反對國民黨重兵“圍剿”的險惡環(huán)境中，毛澤東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輝煌勝利；但在同黨內(nèi)“左”傾錯誤領導的斗爭中，他卻遭受一再的打擊，被排擠出領導層。書中描述了過去人們很少知道的他當時的那種艱難處境。但是，毛澤東在逆境中從來沒有消極，更沒有沉淪，而是利用不在實際領導崗位上的條件，去做他認為同樣有重要意義的工作――社會調(diào)查。他抓緊時間攻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他還利用這個機會耐心說服教育黨和紅軍的一些重要領導人，團結(jié)和爭取他們支持自己的正確意見，為遵義會議結(jié)束“左”傾錯誤領導，使中國革命轉(zhuǎn)危為安創(chuàng)造了條件。從上井岡山到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中國革命風高浪急。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這部傳記真實地將這一段歷史，寫得既沉郁跌宕，又熠熠生輝。不少人常常提出這樣的問題：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為什么能夠總是站在正確路線上，在中國革命的重要關頭和關鍵問題上，較早地提出自己獨立的又是正確的見解？這部傳記提到這樣一個細節(jié)：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期間駐足岳麓書院講堂橫匾前，對上面題寫的“實事求是”留下了深刻印象；20多年后，毛澤東把這四個字寫下來，作為校訓嵌在延安中央黨校的大門口，這時這四個字已經(jīng)具有了一種全新的含義。毛澤東的一生是積極投身社會實踐的一生，也是不斷進行理論思考和理論創(chuàng)造的一生。他在年輕的時候，就注重探求事物的“大本大源”。在他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以后，這一特質(zhì)和思想源頭得到了升華和充分的發(fā)展。他對問題從不滿足于就事論事地去解決，而是力求抓住事物的本質(zhì)，從中找出帶普遍性的規(guī)律和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并從理論上作出新的概括。書中對理論問題的敘述和分析，由于緊扣住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和具體實踐，顯得既深刻又生動，清晰地展示了毛澤東重要思想理論觀點形成發(fā)展的脈絡，也從一個重要側(cè)面集中反映了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人集體智慧結(jié)晶的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形成發(fā)展過程。由于豐富的實踐經(jīng)驗和理論認識的先導，當一個新的局面特別是新的歷史轉(zhuǎn)折時刻正在到來或?qū)⒁絹?，而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時，毛澤東就能敏銳地看到，而且迅速地作出應該打出什么旗幟提出什么應對措施的抉擇，推動歷史向前發(fā)展，而避免在轉(zhuǎn)折關頭發(fā)生歷史倒退的危險。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是關系到中國革命的成敗和中國歷史進退的重要問題。這部傳記將毛澤東如何認識和處理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作為貫穿于全書的主要內(nèi)容之一來寫。這部傳記沒有把民主革命時期的毛澤東當作天生的“救世主”或“完人”來寫，而是把他放在一個個具體的歷史環(huán)境中，努力反映客觀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對他的影響。對于中國革命，毛澤東也不是一開始便什么都成竹在胸，而是順應歷史潮流，審時度勢，吸取全黨和群眾的智慧，逐漸形成他的文韜武略。在中國革命過程中，對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的出現(xiàn)，他也不是都有足夠的思想準備的。他自己還說過，在中央蘇區(qū)時期，他在工作方式上有缺點，長征中他也指揮打過敗仗。這部傳記沒有回避這些，而是一一作了客觀的敘述和評價，從而保持了全書的歷史真實性。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的驕子，是一個時代的象征。他身上集中了一個偉大民族和時代的精粹。這種境界，不是大家都能達到的。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從他的人生經(jīng)歷和道路，得到程度不同的啟示。因此可以說，這部傳記是一部毛澤東的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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